文艺批评 | 孟繁华 冷霜 刘鼎：在《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研读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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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洪子诚著，贺桂梅编，

202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者按

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洪子诚先生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特别是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的精深考察，为相关研究奠立了很高的学术与思想起点。2020年出版的《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洪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27篇，是其学术精华的一次集中呈现。2020年11月27日，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百一十周年系庆系列活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研读会”。洪子诚先生以及来自北大校内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陈徒手、计璧瑞、贺桂梅、刘鼎、冷霜与罗雅琳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戴锦华教授主持。会后，孟繁华、冷霜与刘鼎三位老师将各自发言整理成文，文艺批评今日特此推送，以飨读者。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03期，转载于“南方文坛”公众号，特此感谢！

       孟繁华                冷霜                  刘鼎

#1

那个“不那么淡漠的旁观者”

——在《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 | 孟繁华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8月出版后，不仅是国内高校使用最多的教材，而且已有英文、日文、俄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越南文等译本，韩文、意大利文正在翻译当中。洪子诚是一位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到后来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诗歌史》《1956：百花齐放》等，都保持了他对当代文学史的一贯思考。及至《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出版，应该说，洪子诚已经形成了他比较成熟的、个性独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风格。在那本只有一百七十页的著作中，他纲要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止第一次以个人著作的形式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同时也突破了制度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由于是港版著作，它的影响力还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学者之内。但从已发表的评论中得到证实，洪子诚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作为第一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地位得以确立。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延续了他《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思路，但比后者更丰富、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没有从传统的1949年10月或7月写起，而是从“文学的‘转折’”写起，其中隐含的思路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起源于某个具体社会历史事件，它的性质已经隐含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开始，它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和强化，并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文学规范和环境。这样，他叙述的虽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他的视野显然延伸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过程。而对“转折”的强调，则突出表现了洪子诚的学术眼光，或者说，过去作为诸种潮流之一种的文学选择，是如何演变为唯一具有合法性或支配性的文学方向的。从而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远比对具体作家作品位置的排定重要得多。而对这“问题”的揭示，才真正显示了一位文学史家对“史实”的辨析能力。他对“中心作家”文化性格、分歧性质、题材的分类和等级、非主流文学、激进文学的发生过程、“红色经典”的构造以及文学世界分裂的揭示等，是此前同类著作所不曾触及或更加深刻的。这也正如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中国当代文学史》

作者: 洪子诚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9-4
页数: 402

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普遍关注的除了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010）和《材料与注释》（2016）。这两本著作当然非常重要，甚至代表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水准。但是，在我看来他的《当代文学的概念》可能更为重要。这本只有18万的书，除了《中国当代文学纪事》外，集中选编了14篇他关于当代文学史观念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我们才有可能深入了解洪子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以及他为什么会写成现在的当代文学史。他的“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等，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思想；他对“左翼文学与‘现代派’”“《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思考，是他对当代文学“前史”思考的一部分，或者说，在书写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这个“前史”已经在他的视野之内。即便如此，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是一部备受诟病的文学史。当然，尤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不可能有一部没有“问题”的文学史或“理想的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后，同样也有各种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能是一部没有“问题”的文学史或“理想的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肯定存在某些“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超越的宿命。比如，他试图对“十七年文学”进行概括时，使用的是“一体化”概念，但其中又有“被压抑的小说”“非主流文学”以及“异端”的存在。如果是“一体化”，这些“主流之外”的文学就难以存在。他们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清理，但是他们能够出现已经说明这个“一体化”是有可疑之处的。如前所述，对柳青、赵树理评价的分歧，更使这个“一体化”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凭借其力量而体制化，可以成为唯一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文学内在规律特别是从现代文学进入共和国门槛的作家比如路翎等的小说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作家如宗璞、王蒙、邓友梅等的小说，并不在这个“一体化”的范畴里，现代文学对共和国初期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表明文学内在规律的影响力，无意间构成了与文学规范的“对峙”。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到50年代中期还有王蒙、宗璞等人的小说出现。这些方面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还没有做出“合理化”的处理或“缝合”。

赵树理

柳青

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他的“我们为何犹豫不决”，不仅会理解他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的熟悉，更有他治文学史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坦诚。他的“犹豫不决”，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更多的是他治当代文学史的切实感受。他欣赏的孙歌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在一个没有危机感的社会里，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与肤浅”。这也正是他“矛盾、犹豫不决”的自我注释。这是洪子诚的诚恳和坦白，他因此也比那些言之凿凿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更值得尊重和信任。我们发现，恰恰是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史著作，受到的诟病最多，讨论的水平也更高。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对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起始时间的争论，对唐小兵《再解读》的批评，对陈思和文学史中的“民间”“潜在写作”的不同看法，包括郜元宝、陈剑晖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批评，恰恰是通过文学史建构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重要形式和过程。在这些“值得”对话的文学史著作中“发现”或看到的“问题”，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文学中国。

另一方面，是洪子诚对史料的理解、发掘和使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胡风、秦朝阳、周勃等都发表了文章，呼应了西蒙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补充报告中，主张删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这段话：“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当然，这场讨论后来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加洛蒂是法国文艺理论家，曾任法共政治局委员。他的理论著述显示了他开放的理论眼光和气度。历史真是有极大的相似性。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作者: [法]罗杰·加洛蒂 
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译者:  吴岳添 
出版年: 1998-10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再次经历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虽然不是与贝克特、乔伊斯、卡夫卡有直接关系，但是，那场讨论不久我们便与包括贝克特、乔伊斯、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期而遇。这当然是后话了。洪子诚钩沉的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表面上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化语境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有时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文学观念，有时则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因此，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史家，其眼光的深邃，就在于他不仅仅拘泥于本土文学生产的状况，在国际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日益复杂的当代，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对周边和上游的所有学问都要有所了解甚至深入的研究。对文学史家来说，这样的要求可能更加严格。洪子诚的文学史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认同，就在于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的所有问题的兴趣和孜孜以求的探寻。因此，他的“史料”发掘，是真正具有专业感文学史家眼光的发掘。这些史料未必一定要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但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全部复杂性，包括国际语境，是非常重要的。洪子诚老师自诩是一个“不那么淡漠的旁观者”。他说：“在文学史研究上，如果用一个不很恰当的说法，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不那么淡漠的旁观者’。‘不那么淡漠’，意思就是不是完全的旁观，也有我自己的判断和情感。有时候，爱憎并不比别的人弱，而且还难以扭转。但在历史写作上，我基本还是一个‘旁观者’。在难以做出判断的时候（这种时候很多），我更愿意将不同的陈述、不同的声音收集起来放在人们面前，供他们思考，让一时的被批判、被否定的声音不致过早湮没、忘却；因为‘历史’证明，它们也不都是虚妄之言。”当然洪老师的这些自述也未必可靠，事实上，他还是有非常“激烈”的一面。比如，文学史上被有些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作品，他几乎只字未提。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洪子诚不仅是“不那么冷漠的旁观者”，而且他更有不能换取的东西。

#2

在“微弱的叙述”的内面

——《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读后

文 | 冷  霜

作为一位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已经为学界所共知。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等著作中采取的研究方法、提出的概念与命题，都深刻地影响和型塑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和学术研究传统确立的核心人物”（贺桂梅语）。这几部著作，连同《1956：百花时代》，均完成出版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正值他于北大中文系退休前后。然而，它们并非洪子诚先生学术研究工作的终点，在此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他又先后出版了《我的阅读史》《材料与注释》《读作品记》等多部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开辟了“阅读史”“相关性研究”等新的研究界面，或者探索了“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研究与叙述的方法，从而一再地更新了我们对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的认知。在刚刚面世的《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一书中，即使不算作为存目的选自《材料与注释》的三篇文章，他的十余年来的新作也已占据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正是对这种愈老弥坚的学术创造力的直观呈现。这些新作（尤其是选自《我的阅读史》和《读作品记》的文章）在文体上与洪子诚先生此前的著作有明显可见的差异，与此同时，它们又体现出他一贯的思想关切和学术立场，并且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他的文学史研究的独有品质。这里所要谈的，就是我个人阅读洪子诚先生这部分著作的一些粗浅的体会。

洪子诚先生在他的文章和访谈中不止一次提到，对教学本身的看重，以及身处知识更迭迅疾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而担心落伍的心理，使他在任教期间始终不敢懈怠，直到退休后，这种紧张感才有所减弱。在我看来，与这种变化同步的，是他在退休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那些从一个特殊读者视角出发的学术随笔中，他开始剖陈他在当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人阅读体验，这在他关于契诃夫、《鼠疫》和《日瓦戈医生》的多篇文章中都有醒目的表现。这种对个人情感与体验的表露，更早也曾出现在《1956：百花时代》的前言和后记中，并使熟悉他的一些读者和同行为之惊喜。洪子诚先生对这样的表达始终保持着警醒的态度，然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并非一时兴起而不曾自觉的个人情感与体验的表述中，文学史研究者和历史亲历者两种身份和声音同时出现，让我们看到谨严的文学史研究背后具体而鲜活的“人”的因素，因而丰富了我们对无论是当代文学史还是文学史研究工作本身的理解。

《我的阅读史》

作者:  洪子诚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4
页数: 301

而在以“我的阅读史”为线索的系列文章中，他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处理个人阅读经验的方式，在袒露它们的同时又对其做出反省、剖析和整理，并有意让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的经验在对照中形成对话，从而一方面在保留了个人经验的生动性的同时避免将它们绝对化，另一方面，在呈现出个人意识与时代语境的关联性的同时，也不欲使前者被后者简单回收。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也很清晰地展现出洪子诚先生自身的阅读经验、他对这些阅读经验的反省和整理，与他的文学史研究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怀疑”的智慧与文体》一文中写道：“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他从不把问题引向一个确定的方向，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包括前景。……他的思想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而未有意将它们融入或排斥于某种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识见之中。”这一描述，用来观察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应该也是恰当的。他在文学史研究中时时注意“事情的次要方面”或另外的面向，力求“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坚拒那些以不同“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专断性和排他性思想论述，显然也都是这样一种“文学史智慧”的体现，它形成于对当代历史经验的反省，但也汲取自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整理。

契诃夫

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著述风格历来与“严谨”“冷静”“克制”这样一些评价联系在一起，他自己也接受用“犹豫不决”或“微弱的叙述”等词语来概括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过，这些评价和概括也许仍不足以说明他的学术品格。所谓“微弱的叙述”，实际是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所处时代的强势话语均保持反思距离的结果，因而其中仍保有研究者的主体性。在今天，这种叙述方式也不是没有可能被从它的表层，通过弱化叙述主体的声音学到，而变成一种与研究者个体精神世界无关的技术操演，成为人文学术研究中缺乏确切的思想关怀和精神志趣的一种掩饰，乃至沦为一种看似客观的面貌下含糊和乡愿的措辞。正如赵园先生曾点出的，在洪子诚先生的学术个性中存在着某种坚硬的东西，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是他在“微弱的叙述”背后所坚持的价值。

洪子诚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反对历史本质论，警惕各种宏大的叙述，在对历史事实的接近中每每提示“事情的不同方面”，但是他也并不支持相对主义。他在谈论日瓦戈医生的时候提出“生活不应全部由变成政治的一些虚假的社会生活原则来解释，生活有很多的面向，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谜”，但是他仍然力图在对历史的复杂性的把握中去贴近事实真相。他尤其关注在有关历史规律、真相或原则的种种论述中被忽略却不应放弃的那些事实的细节，关注事物之间具体细微的差异性及其缘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的一次学术通信中，面对这本书在运用某些理论和方法方面不够彻底的批评，他的回应是，相对于理论和方法运用的不彻底，让他感到更不满意的“还是缺乏对具体、变化、差异的东西的敏感和细心”。而这样的关注和敏感，在《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材料与注释》等书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

也是在这几本书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保持着对道德问题的关切。这里的道德问题，涉及的是个体在具体历史事件和处境中的表达、反应和选择，而当代文学史的形貌，与作家、批评家以及一个时期文艺界领导层成员个体的表达、反应和选择有相当关系。洪子诚先生看到当代历史中政治路线与道德话语的紧密纠缠及其悖谬，因而反对那种狭隘而僵硬的道德主义理解方式，反对把文学评价和道德立场简单地捆绑在一起，他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一文中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但是他也没有采取道德取消主义，在坚持对道德问题的关切的同时，又尽可能给予研究对象以同情和尊重的理解，而不是以鲜明的道德评判姿态出之。在《材料与注释》一书中，他以注释这样一种“微弱的叙述”的形式装置，展示了文学史研究与叙述的另一种可能，其中令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自身作为叙述者的位置被进一步推后的同时，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他对“周扬集团”中不同人物在文艺批判运动中各自表现的微妙而有差别的态度，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本书出版后的某次专题研讨会上，当研讨者指出这一点时，洪子诚先生却表示，他对其中隐然有所批评的人物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或许还不够公允。

这种对历史事实和文本细节的敏感和细致的辨析，和对道德问题的复杂审慎的探讨，使他的文学史研究尽管呼应了近三十年来人文领域深受其影响的福柯谱系学的理论方法，也明显引入了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但其间也存在不可不辨的差异性。这在他十多年来的很多文章中得到更多的凸显，它们一方面仍然秉有深厚的文学史品格，另一方面却也不时闪现出某种独特的批评质地。

洪子诚先生有个为人熟知的自谦之辞，说他80年代也曾想做文学批评，因为自感缺乏文学批评的才华，才选择了做文学史研究。的确，如果把他的著作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氛围中，那种朴实和庄谨的文风与其时很多文学批评文章在风貌上的差异是一望可知的。那些文采焕然、激扬蹈厉的批评文字当然构成了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怀念的一个方面，然而，今天看来，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也由于对新的逐渐占据主流的观念与话语的无保留信任，而往往不免染有与它们所批判的过往时代意识形态相似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夸张、坚硬、含糊”的文体特征。而在洪子诚先生近年将文学史研究积累和个人阅读经验完美融合在一起的一些文章里，可以感受到一种我们在杰出的文学批评中曾领略过的品格，它也连通着杰出的文学作品应有的品格：“对细节的关注，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或许可以说，在他的文学史家面貌里，内含着一个有生命热度而同时又保持着对自我认识价值的限度的批评家的声音。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他何以把他所写的关于丸山升先生的文章命名为“批评的尊严”。值得一提的是，和他在文学史叙述中选择了那种“微弱的叙述”的“叙事假面”相似，他有意识地将这种批评家的声音纳入一个特殊的个体读者的维度中，这也再次体现出他的限度意识。

#3

读《材料与注释》有感

文 | 刘  鼎

我拜读到洪子诚教授的《材料与注释》这部作品是在2016年冬，当时我与卢迎华正在筹备“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以下简称“沙龙沙龙”展）的展览。这个展览考察了从1972年至1982年这十年间主要在北京发生的艺术实践和活动。我们选取的这个十年是一个历史发生大转折的时期，其中1972年至1976年这几年仍处于“文革”中后期，往往被笼统地视为“文革艺术”时期，而其中的流变未经仔细的甄别；1976年至1982年这一时间段又被划入“新时期”的范畴之中，处理这个时期时，学者也往往将重心放在“反思文革”和“求新”等概念之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界倾向以断裂性的视角来叙述1976年以前和“文革”之后的两个时期，并强调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区别。而我一直对人为地将艺术创作和心理依照政治上的变化截然分段的方式存疑。在这个展览中，我们通过展现一个跨越在以往论述中被分为两个时期的时间段的艺术风貌，考量在政治剧变时，活跃在艺坛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心境、创作、艺术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重建艺术史叙述的框架。由此把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艺术历史连接起来，并将两者作为一个相对整一的艺术时期来讨论。洪老师对于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史既采用了“一体化”这样的概括性描述，又强调对具体现象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对当代艺术的研究与书写。

《材料与注释》

作者:  洪子诚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9
页数: 300

在“沙龙沙龙”展中有个小单元，题为“周扬的三个问题与七篇文章”，旨在呈现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周扬的文艺思想轨迹，以此为例来探讨中国当代文艺制度的形成和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这个单元的叙述虽然不直接触及周扬的人物性格，但是把握周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理解他思想轨迹变迁的重要条件。在《材料与注释》一书中的四篇文章：《1962年纪念“讲话”社论》《张光年谈周扬》《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给了我重要的启发。这四篇文章并没有直接描绘周扬的人物性格，但洪老师所摆出的材料和所写的评注之间形成的互文关系，启发我去理解像周扬这样一个人物在历史运动中发表的言论和具体的做法中所显现出的矛盾性，也提示了我在研究中该如何去追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个体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艺术领域，人们习焉不察地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作为中国艺术当代化进程起点的做法。这种判断忽略了艺术家与主流意识形态始终粘连和纠缠在一起的艺术话语和艺术实践，也遮蔽了1949年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文艺实践的激烈改造，对于艺术形式、话语及其价值判断的塑造、规约和干预，亦作为中国艺术的当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在“沙龙沙龙”展和最近开幕的“巨浪与余音：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再当代过程”展中，我们一再提出，回看历史的时候，要体会到制度的彷徨与迷茫，和参与形成制度，执行制度的个体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和人一样，同样有摇摆不定的时候，这些不确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可以展开谈问题的切入点。

“巨浪与余音：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再当代过程”

艺术展宣传海报

在中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理论表达一直将自身置于主流意识形态结构之外，而在等待着某种外在的经验检验，缺失对于自我主体的认知，成为自我的他者。作为“他者”，我们不仅无法清晰地认识我们的真实处境，而且还在这种认识的岔路上越走越远。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预设和坚固的思想堡垒，不断地堆积成自我认知的路障。“从他者的角度出发的叙述”同时成为方法和内容，主导着艺术创作和评论。“从他者的角度出发的叙述”从来未能彻底地认同中国现当代以来的思想和文化脉络，特别是在笼统的道德和直觉层面认为自身应该区分于由新中国政府所主导的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尤其是直接代表政府意识形态的语言形式和论述。

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实践一边主动地从全球文化中实行自我隔离，一边又复述并顺从各种中西文化对立和差异的冷战叙述，不断地将一种模糊的西方文化概念设定为一种具有主体感召力的视野。如何透过这些意识上的迷雾辨认自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除了我自己的艺术创作之外，我试图通过研究和展览去面对这个课题。在实践中我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问题的进入点，重新正视和评估其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组织的哲学，他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了我们在文化上的价值取向。在一系列的研究型展览和论述中，我们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回溯至1949年前后，把艺术放在一个与思想史平行的轨道中来观看，也把艺术的进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置在一起来观看。

这样的提法在艺术界没有任何的参照，但我恰恰在文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洪老师的研究中获得了映照。也就是回到我们自身的政治文化历史和情境中去获得提示和信息，从而回答诸如我们如何实践和我们该如何表述自己等问题。洪老师在研究中坚持面对具体的问题，并从具体的问题和情境中产生方法。他既把个体的思想和作为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讨论，也将制度拟人化地去分析和理解，而不是概念化地看待它。这些意识和方法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于中国艺术史和现场的理解和表述。

相比文学界，当代艺术对于全球化的融入程度是更高的，因为它参与了全球资本的角逐，也参与了全球知识话语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同行们会焦虑于如何参与到全球对话之中，如何体现和描述中国的历史进程。面对这个问题，艺术界也一直在寻找很多方法，试图形成表述我们自身历程的语汇。在《材料与注释》这本书出版之前，洪老师的许多著作中已经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方法，那就是拓展内在视野，重回历史现场，看作品的同时也要看作者，看体制的同时也要看到形成体制的个体。洪老师在他的工作中所建立起的连续的视野使我们对于历史中的断裂有一个更宽广的理解。他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创作开辟了一条道路。

我对洪老师关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上“一体化”叙事有很强烈的共鸣，我认为洪老师在此指出的并不是艺术风格的问题，而是时代塑造出来的底色问题。他提醒我们对历史现场的探索中要不断地侦测其中的底色。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去西方化的论调逐渐成为主流，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历史的论述中运用连续性的视角去表述也逐渐成为主流。作为没有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甚至70年代至2000年的历史现场的年轻学者，要理解和体认历史现实可能是有一些障碍的。如果后来者在研究中只是固执地去西方化和片面地去强调历史中的连续性，有意无意地忽略历史中的残酷性，这样也会很容易形成一种遮蔽性的视野。

当然，今天对于我们的生存现状而言，现实的物质世界给我们制造了一个远离政治的幻象。可再读洪老师这本书时，会发现他还在不断地提示我们，现实还有很多边界存在，有一些事情仍然需要深思和商榷。最后我还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材料与注释》这本书中所构建的精妙结构在我眼里就像一件艺术品。每次读起，这本书中材料与注释之间不断地插入、淡出、并行、合奏的关系，就让我联想到复杂、节制、隐忍和充满空间感的巴赫的多声部作品。在此我要再次向洪老师的实践表达敬意。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03期

《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

作者:  洪子诚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0
页数: 456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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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贺桂梅
第一辑 文学史：问题与方法
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的概念
文学史的断裂与承续
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左翼文学与“现代派”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革命样板戏：内部的困境
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
“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
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

第二辑 阅读和阅读史
“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
“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
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
批评的尊严 ——“我的阅读史”之丸山昇
《爸爸爸》：丙崽生长记
《绿化树》：前辈，强悍然而孱弱
《见证》：真伪之间和之外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当代诗中的茨维塔耶娃
及其他
《司汤达的教训》：在19世纪“做一个被1935年的人阅读的
作家”
与音乐相遇
亲近音乐的方式：《CD流浪记》
与《臭虫》有关——马雅可夫斯基，以及田汉、孟京辉
可爱的燕子，或蝙蝠
——50年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
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先生

第三辑 材料与注释
1962年大连会议（存目，原文见《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存目，原文出处同上）
张光年谈周扬（存目，原文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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